2021年，首个定位公共艺术的专业博览会将于11月落户广州，这是广州公共艺术领域一次崭新尝试。那么，公共艺术与传统艺术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它们又会发生哪些可能性？广州如何根据自己的艺术生态打造与这座城市相匹配的艺术品牌IP……城市艺术季组委会工作人员带着相关问题采访了梁江老师。
公共艺术与传统艺术相辅相成、和美共生
Q：梁老师好，您认为公共艺术与传统艺术之间是怎样的关系？梁：公共艺术与传统艺术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古代陵墓、佛教和市井的雕塑、牌楼、建筑饰件等，其实是传统的公共艺术。公共艺术开放又具有包容性，它不是凭空冒出也不是狭隘的。作为当代划分的新门类，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公共艺术延续着传统艺术。诚然，面向当代的公共艺术，其形态与载体更丰富多元，而且还在持续变化发展。当今新的传播方式、科技发展，社会需求变化等，都给公共艺术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当代公共艺术的目标是动态的满足公众不断增长的文化诉求。而不少传统门类的文化艺术也继续以独特的形态为当代人展现它经久不衰的魅力，在科技发展迅猛的今天仍然大放光彩。一个新的课题，是我们可以认真利用传统的元素，加上当今的新手段而创造出符合当今审美新需求的内容。比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通过科技手段让景物动起来，产生影视效果，以至为观众打造沉浸式艺术体验，这些就是传统与当代公共艺术结合的很好的案例。要看到，公共艺术从传统里学习、汲取、转换的空间还非常广阔，目前我们已做到的还不能说已尽如人意。进一步用好传统文化元素、讲好中国故事，还需要当今的从业者多多思考和创新。
Q：书画作为传统艺术，同时也是一个丰富的艺术载体，跳脱其原本的表现形式，在不同领域都存在着跨界的可能性。那么，您认为书法（国画）与公共艺术未来会出现哪些嫁接可能呢？我们能否尝试将书画创作转变为公共艺术，以一种全新的艺术形态呈现？梁：有，并且这个可能性非常大。只是我们如何做，呈现的效果又如何而已。你说的这个课题的空间很大，能引发很多的思考和启迪，只是目前还没有一个十分成功的范例让我们参照。未来，我相信会有非常多的惊喜呈现。当下的状况，以书法为例，书法在中国文化当中的地位至高，可说是中国艺术的极致。为何这样说呢？一种艺术门类，手法越简练、语言元素越少、它的难度就越大。要在书法领域成为一位有专业造诣和创作高度的艺术家本来就很不容易，能再将其与公共艺术融合而出新就更难了。这不仅需他既熟谙公共艺术的专业特性，还需深得书法艺术的奥妙，否则呈现出来的东西可能徒有其表，甚至吃力不讨好。这个道理，用到国画领域几乎一样。近些年我们也看到艺术家在某些方面做了一些努力和跨界尝试。比如徐冰的天书，这种天书也像文字，但它是不可识读的，只是借用了汉字方块的一些元素，更着重的是表达艺术家对当下的思考和对书法元素的挪用。这样的尝试具有前瞻性和启发性，但是还不能说这样做就特别圆满了。书法（国画）和公共艺术的跨界与融合实验，并不是只从表面套用几个视觉符号元素就算解决了问题的。
Q：公共艺术究竟是公众的还是艺术家的艺术,如何将艺术有效置放于公共空间,美化空间也能够使公众参与到艺术活动中来,又不背离艺术家的创作初衷呢？梁：这个问题可从两个角度讲。首先，公共艺术从功能上要体现公共性，服务公众，体现公众的文化诉求，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公共艺术。但是每件公共艺术作品都是由艺术家动手创造的，因而作品就必定体现出艺术家的创造力、个性特色及具体作品的创作理念。当然，公众与个人之间本是一个相互制约关系。能够成为一件好的公共艺术作品，必定能在两者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让个体和群体的诉求融合。其一，公共艺术需要结合当地的历史脉络、文化特色、经济实力、环境空间、功能诉求等等因素，进行创作构思并考虑材料的使用，这是一件公共艺术作品得以成功的前提。在这些前提下，需艺术家通过发挥主体创造力、以艺术之手法去构建既因地制宜又自具创意的作品，如此艺术家，才能成为一位符合期待的公共艺术创作者。
Q：您作为国家级的美术理论学者和批评家，同时也是广东本土的美术工作者，如何评价广东的艺术生态？梁：对于广东的艺术生态，我这些年来都持有一个观点，即这样的生态是比较正常的。广东地处改革开放前沿地，在文化艺术领域却保持着一份定力，一些艺术上太过前卫的现象，例如"丑书"、行为艺术，在广东似乎没有太大波澜。这不能因此视广东人为保守，这反而是广东人见多识广的表现。公众、社会以至市场的诉求才是根本的，艺术离不开相对应的社会基础，不可能有脱离当下社会的发展。在广东，哗众取宠博眼球的艺术不受欢迎，这体现了一种理性态度。这样的平和心态也让广东文化艺术的行进更合符本体逻辑，这种艺术生态是一个比较真实的状态。
梁：我在北京工作多年，也参与过若干当代艺术的项目或活动，与当代最前沿的艺术家进行交流和展览项目合作，好几次以负责人身份带领中国当代艺术家团队进行国际间出访、交流等，不是局外人。从这么多年的观察和思考看，广东与北京、上海的艺术生态是有区别的。具体的差别在于，北京的艺术环境与体制有很密切关系，无论是艺术群落、圈层结构、潮流迀变等等都与此有关。颠覆、解构、反叛之类概念的基点，不正是对应着体制或既有秩序吗？有些当代艺术家尝试从“逆反”角度进行解构或反讽之类，引发大众对某些现实问题的关注和反思。再说到上海，这个当代大都市的金融、财团色彩非常浓厚，资本的强大力量在这里体现得很充分。我们都知道上海民营美术馆多，而最著名的场馆多具有地产、金融巨头背景。所谓自由策展人，其实不会有完全自主的操控。再说所谓当代艺术，并不是当代一种自发自主的艺术类别，都是有人、有资本操作、有目标诉求的。而现在要看到第三种力量，即政府力量开始强势介入。在现代化、都市化和产业化背景中，政府也在鼓励当代艺术的发展，推动文化艺术的多样化，体现百花齐放的艺术形态，以适应当今不同群体的文化消费诉求。近些年北京、上海等艺术业态活跃等地方，我们隐约能看到这几方力量的身影。客观来看，艺术家自然自足发展状态的便是广东了。这里比较平和，没有受太多外部力量的左右，反而较符合艺术发展的自有逻辑和规律。不在政治旋涡中心，不是冒险家的乐园，较为宽松且大部衔接海洋的地域环境，成为滋养新文化艺术的沃土。近现代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行程中,广东多次是历史大变革的主场,是先行者和引领者。这方热土推出了康有为、梁启超、高剑父、林风眠、何香凝、司徒乔、李桦、古元、黄新波、胡一川、王肇民、关山月、黎雄才、赖少其、罗工柳、潘鹤、廖冰兄、杨之光等一大批人，他们都具有全国性影响。
梁：40多年来，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广东都是作为改革开放先行者，作为试验区身份先行一步。试验就着意味着未知、探索、机遇和冒险，要有勇气和闯劲。从文化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必定是社会经济力量到达一定程度后才会有文化的繁荣。广东经济经过这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物质财富积累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这正是广东文化下一轮大发展的一个机遇。我始终对广东这块土地抱有很大信心，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都具备后，这里一定会带给文化艺术包括艺术市场新的惊喜。
Q：”城市艺术季“这样一个概念和平台，您认为它可以为广东艺术生态做些什么或者带来些什么？梁：广东的艺术圈远比以往繁盛，我们优秀艺术家非常之多。但目前状况来说，漫天繁星无数，还缺乏耀眼的“太阳”和“月亮”，即没有引领艺坛，享誉全球的当代大家。作为一个艺术平台来说，首先要考虑为艺术家营造成长发荣的沃土，给潜在的大家自在发展的条件，小苗才有可能长成参天乔木。这就是所谓社会土壤，当然这不仅是一两个平台应去做的，更是社会各个层面要去关注、支持以至投入的。
Q：上海艺术周这个概念的打造让整个艺术圈看到了“上海时间”，这是一个值得借鉴的“上海经验”，您认为广州应该如何结合自身的文化脉络和特色打造自己的城市艺术IP，如广州城市艺术季等?需要哪些力量的参与？梁：目前这些上规模的艺术周、设计周、双年展、三年展等，多是比较聚人气的政府行为。当然，政府介入是好事，他们的支持会让行业快速发展形成规模和社会影响力。另一方面政府的介入首先应明确资源、长处和发展空间等要素，扬长避短而非生搬照抄异地案例。还需要尊重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给予适当的政策扶持和孵化空间。我希望政府会今后有更多对艺术行业扶持培育的行为，除了政府力量参与，让民间和企业的力量参与也是十分重要的。
非公有制美术馆可以是企业最大的公益
Q：您能否进一步说说企业力量在艺术发展中如何起作用？梁：这里我或可给你举个例子，即你现在看到的佛山新石湾美术馆。这个民营美术馆是佛山地区两个入选的省级美术馆之一。美术馆的创办和投资者是石湾酒厂集团，董事长是一个很有文化情怀和公益心的人，每年都会划出企业的部分盈利用在各项公益事业上。在我的专业视角看来，办美术馆、博物馆是最大的公益，既直接让公众受益，也提升一个城市的文化品位。石湾酒厂集团非常认可这个观点，因此才有了这个新石湾美术馆诞生和扩容。经调研，我们将这个馆明确定位为学术性、专业性、公益性美术馆，所做的展览、活动都是公益性质的，几年来所有运营费用都由企业负责。这个美术馆没有带来任何经济效益，会给企业带来什么好处呢？但这样服务公众的美术馆可以直接体现一个企业的社会担当和企业负责人的社会责任感，这种效应是其它任何形式的广告宣传体现不了的。如今新石湾美术馆其实已成为佛山的一个文化地标。而从新石湾美术馆这一案例中，我们也可看到，当今广东的企业家是具有文化情怀和社会担当的，他们在改革开放40多年中获得红利，自身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愿意主动承担社会职责。这是当今广东社会发展到现阶段的一个新动向，但外界对于广东企业家的认知大多停留在前些年，还是有所偏差的。所以广东需要有更多真实、及时的声音传出去。我们的媒体从业者和资讯平台，也需要切入鲜活的现实中，发掘到企业家正面和积极的深层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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